或许我们能够认可“重灾区房屋的倒塌是不可抗拒的”专家结论，但并不代表着灵魂的叩问和反思就此打住，封存进记忆的历史。不能忘却的是“史上最牛的刘汉希望小学”之类地震中的“标志性建筑”，因为它庇佑了511名师生的生命，更因为5335这个数字锥心刺骨。从法规制度层面看，《防震减灾法》因汶川地震而修订，灾后重建对建筑质量实行了“零容忍”……这些既是汶川地震后的法规制度精进，也是以法规制度的名义对汶川地震的铭记。只有这方面的不能忘却越多，我们才越有勇气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。

　　当然，物质层面的重生不可能抚慰创伤的全部，更为艰巨而重要的是震区和全社会的精神家园重建。我们不应该忘却的是谭千秋、张米亚、苟晓超……这些用血肉之躯为孩子们铸就生命之舟的老师，不能忘却11岁男孩背着4岁的妹妹长途跋涉走出灾区，不能忘却那段时间所有的人道光辉。但是，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自杀，再一次警示我们也应该学会忘却——至少不必让一个布满心灵创伤的人，去一次又一次回忆那不堪回首的瞬间，在地震周年祭中不再以自我阐释的善意揭开“敬礼娃娃”“可乐男孩”等渐渐闭合的心灵伤口，以他们不得不坚强的外表来激励我们脆弱的内心，或者满足我们的价值诉求。

　　有的时候，忘却也是一种纪念。心理学家建议“给汶川一个安静的周年祭”，而“是灾区需要我们，还是我们需要灾区”的质问也直指我们内心深处。有位刚刚从北川回来的记者写道：或许，对于那些从废墟中爬出来的百姓而言，忘却就是最好的疗救，让日复一日且日见起色的寻常生活，慢慢浸润被灾难折磨得麻痹和粗粝的神经，就是最好的心灵抚慰。我们渐渐进入了两极的心理世界，在矛盾焦灼中进行痛苦的思索。汶川当然需要安静，但并不意味着要与世隔绝；社会当然应该关注汶川，但并不意味着允许为了情结、荣誉、扬名立万、一试身手、商业利益而喧嚣粗鄙。

　　学者梁永安说：我希望不要以一种怜悯的心态，一直把当事人当作灾民，把汶川当作灾区，视他们为新家园的建设者可能会更好。这只是地震周年祭的一个微观视角和维度，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应该学会忘却一些东西、坚守住不能忘却的东西——为了逝者安息，也为了生者安康；为了重建家园，也为了文明进步